不是牛孩，要占几个坑？杯赛几等奖才能被点招？海选上岸的机会有多大？推优轮空只能等派位吗？——这些暗语都源自一场特殊的战役——“小升初”。

7月初，北京市“小升初”进入最后的电脑派位阶段，12年前扎堆抢生的“千禧宝宝”遭遇着比往年更加惨烈的竞争。而这样的鏖战，又岂止发生在北京？有人如此总结，在一线城市，中考最易，高考其次，“小升初”最难。为了争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，“小升初”成为许多家庭的精神枷锁。尽管国家禁令频出，却依然堵不住乱象丛生——违规办班、私设门槛、权力寻租、人情开路、以钱择校、招生腐败，义务教育的升学路径竟异化为“拼爹时代”的畸形怪圈。

对话人

全国政协委员、华东师范大学前党委书记  张济顺    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 杨东平

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名誉所长  谢小庆    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 程方平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 洪  明

电脑派位，为啥心不甘

学校越好，参加派位的比例越小，“小升初”真正参加电脑派位的都是平民百姓，有点门路和财力的都择校去了。

（家长“eric”）  

人为破坏规则损害政策公平性，重点校制度不改，择校风难止

背景：从1998年“小升初”取消统一考试起，划片就近入学的电脑派位政策就面临双重抗拒——家长不愿意孩子被“随机”派到“差校”，重点校也不愿意接受“派位生”。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1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，电脑派位方式呈现萎缩之势，北京市东城区、西城区和海淀区，2011年只有不到五成的学生以电脑派位方式入学。而另一项调查则表明，92%的家长在可能的情况下都愿意择校，电脑派位几乎被家长们视为“垫底的选择”。

洪明：“小升初”不许考试，却充斥着更难以捉摸的竞争。各地根据国家精神制定具体操作模式，但评判标准既不统一、过程又不透明。电脑派位想追求形式上的公平，但执行不彻底、不严格，像共建生，就是依据特殊政策而产生的，留有钻空子的空间。

程方平：电脑派位本质上是个科学的政策。但我们的现状是，规则被人为破坏了，钱、权渗透其中，而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又缺乏相应的调节能力。少数重点校占有垄断性的资源，校际之间差距过大，“倒逼”家长去择校。若能取消重点校，均衡分配教育资源，家长们还会去争吗？

谢小庆：家长的择校冲动，既与整个社会的文化迷失有关，也与教育“传道”目标迷失有关。一些家长主张恢复统考，我理解但不赞成，这违反《义务教育法》。择校问题必须靠推进改革来解决，而不能靠倒退来解决。

“占坑”培训，疯狂为哪般

六年级疯狂占了4个坑班，买了电动车送孩子，又买了件冲锋衣，每个周末就靠这两样装备，在路上呼啸、疾驰。

（家长“悠然秋雨”）  

生源之争助长“占坑”产业链，碎片化治理政策难以斩断利益链条

背景：“小升初”有多少种升学方式？有媒体总结，多达16种。对于普通家长而言，“占坑”是孩子进入名校较为靠谱的渠道。坊间相传，与顶尖中学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谓之“金坑”，学校知名度、录取力度稍次的谓之“银坑”，一般重点学校的培训班则是“土坑”，当然还需提防“粪坑”。“占坑”要趁早，进坑几年，就是反复考试、排位，以备来日有机会被“点招”。即使进入牛校比例很低，但很多家长还是逼着孩子“四处撒网”，以提升“命中率”。

洪明：“占坑班”盛行是因为优质学校有一部分生源是“以优择校”，但国家规定不许考试，优质校就借助有选拔功能又不违规的培训机构和竞赛项目，两者结成利益联盟。而教育主管部门只能管公办学校，对培训机构无法制约。

张济顺：抹平校际差距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，学校争取好生源也无可厚非。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各自隐秘的考试手段，又缺乏统一标准，折腾家长也折腾孩子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倒不如让好学校设定统一考试。如果家长不愿意就近入学，就去参加择校统一考试。

程方平：“占坑班”实际是教育异化的变种，甚至形成一种产业链。国家出台的治理政策总是跟着市场行为打转，出现就事论事的碎片化决策。若想斩断利益链条，必须回到源头上解决问题，用系统的制度设计和配套建设根本

“条子”开路，谁在“潜规则”　　和女儿同一年的10多个孩子，靠“点招”的两个，走特长生的两个，其余的尽管没学奥数和英语，找关系全进了重点校，比“点招”还牛。

（家长“神马都是浮云12”）

阻击“条子”，看领导能否放弃“特惠蛋糕”，看阳光招生能否实现

背景：某种角度而言，一旦进入“小升初”轨道，既是孩子间的比拼，更是家长们的暗战。在取消统考后，“小升初”择校方式呈现多样化的态势。托关系、找门路渐成“潜规则”，各种人情暗影和权力寻租构成“灰色地带”，“条子生”俨然已成一种特殊的升学“捷径”。正如一位家长所言，无论点招、共建，还是特长、推优，在操作过程中都能感到“条子”的渗透，有时候，“小升初”简直就是一场背景和资源、人脉与财力的“拼爹”对决。

杨东平：开放金钱和权力择校的通道导致入学规则不公，赤裸裸侵犯教育公平。各地如果实行阳光招生，公开招生过程、公示招生名额和录取名单、控制和禁止跨区择校等，都能阻击“条子”。至于共建生，应当逐年减少名额，直至完全取消。目前难度在于国家机关等“上层建筑”是否以身作则，不去谋求特殊利益。

谢小庆：这个事领导必须带头，先约束好自己和自己的亲属，放弃自己那块“特惠蛋糕”。安徽铜陵等地推进义务教育资源的经验是：没有市委书记挂帅，光靠教育局长是推不动的。另外，“小升初”过程要公开透明，如果将每个入学新生的情况上网公示，置于全体家长的监督下，也能有好的效果。

程方平：现行政策在最关键点上没有实质性进展。要治根，政府就要给相关利益者申诉、举报的渠道。大多数家长是弱势群体，遇到黑幕了，向上反映的成本太高且效率极低，这就给教育不公平提供了温床。

以钱择校，怎就管不住

想上好学校，不想花银子，就输在起跑线上了。花吧，上了之后，花得更多。这只是个开始。

（家长“yadl”）  

文件上“叫停”更需现实中“执行”，堵死择校费“大门”亟待法律武器

背景：择校费，最早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，此后演变出捐资助学费、赞助费、借读费、教师慰问费等多种名目。除择校费外，家长们还要付出人情费、中介费等。而这，还是建立在“有关系”的基础上，“交钱无门”的大有人在。对此顽疾，国家多次治理，但禁令似乎未能遏制“以钱择校”的惯性。今年初，教育部等制定《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》，几乎所有以钱打通的升学路径都被“点名”叫停，但收效如何，不得而知。

杨东平：关键看地方政府能否敢“动真格的”，是否真正依法行政、依法治教。要真正令行禁止，必须建立教育行政问责制。比如北京，义务教育阶段的违法违规现象几乎从未得到认真的查处和追究。    

程方平：国家往往只有文件上的“叫停”，政策怎么执行、有无机构负责、谁来监督，都处于缺位。教育发展多年，却没有《学校法》，如何约束学校？至于督导机构，很多形同虚设。更何况，督导机构属于教育系统，自己监督自己。我们可以扩大监督队伍，让退休教师、民主党派、社会人士都加入进来。    

洪明：国家虽然增加了教育投入，但总体经费仍不足，一些好学校通过择校费来改善办学经费和教师福利。现在国家规定捐资助学和招生不能挂钩，但也没关死择校费的大门，有可能转入更隐蔽的方式，比如达成口头协议、通过中介、或转入黑市。监管学校,应该发挥职能部门和社会舆论的作用，比如设立家长委员会，还要靠地方政府和执法人员，某些利益集团则要靠道德自律和法律他律。

杜绝这种可能。